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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大師故里湖北監利市考辯

2021年05月25日 10:54:00 來源:佛教在線 點擊:0
作者:萬建芳  任茂禮

提要:智者大師(538-597),法名智顗(顗,靜也。),是我國陳、隋之際的著名佛教領袖和佛學思想家,是中國天臺宗的開宗祖師,被譽為“佛教中國化第一人”,“東方小釋迦”。智者大師故里湖北省監利市天竺山北洲寺,最近出土“容城北門古寺”石碑,發現清康熙年間文獻《天竺山北洲寺碑記》,為智者大師生平及相關歷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填補空白的寶貴史料,意義重大。
關鍵詞:智者  故里  監利  新證
一、《天竺山北洲寺碑記》與“容城北門古寺”石碑

我國陳隋之際的天臺宗祖師智顗,又稱智者大師,被譽為“東方小釋迦”,在中國哲學史、佛教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智者大師出生地在現今何處?由于時代久遠,建置省并頻仍,古今地名多變,致智者大師故里近年出現多地紛爭現象,影響了相關歷史文化的研究、開發與利用。可喜的是,近年湖北省監利市發現與智顗出生地直接相關的古代歷史文獻和新近出土石碑,為智者大師出生地提供了重要佐證,填補了智者大師生平空白。

史上所公認記載智者大師生平最為真實、全面,最具權威性的著述是《隋天臺智者大師別傳》,該文系智者大師的得意門生章安灌頂所撰著。《隋天臺智者大師別傳》云:“先師諱智顗,字德安,俗姓陳氏,穎川人也。高宗茂績,盛傳于譜史矣。暨晉世遷都,家隨南出,寓居江漢,,因止荊州之華容縣。”因此,弄清楚了古荊州之華容縣今在何處,就厘清了智者大師的出生地。
2018年5月,筆者應邀撰寫尋訪智者大師故里一文時,偶爾翻閱舊志,在清同治《監利縣志》中,發現一篇《天竺山北洲碑記》,如獲至寶。碑記中云:“容城天竺山北洲寺,何昉乎?稽諸父老所傳聞,則自漢光武帝始也。漢遣馬援征臨沅,曾駐節容城。班師凱旋,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邑之人思慕其功德不衰,相與立祠祀。歷代以來,廢而復興。邑人歲時展謁,必拜伏波將軍。亦可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迨后西竺僧普慧杯渡江上,飛錫峰頭,爐無火而自焚,泉有寶而常聚,迄今鄉人猶嘖嘖以為美談。此天竺山北洲寺之所由名也。”作者張逢吉,監利縣人,清康熙五年丙午(1666)舉人,淶水(屬今河北保定)知縣。

碑記中的“容城”,即智者大師別傳中:“荊州之華容縣”的治所。“華容”縣名即由于容城境內有楚王著名行宮章華臺,遂取“華美容城”之義而得名。《水經注》:“臺在今華容城內。”潘新藻《湖北省建制沿革》:“《清一統志》梁(555-587)廢華容入監利”(梁,系指后梁,西梁)。宋沈括《夢溪筆談》:“華容即今之監利,非岳州之華容也,至今有章華故臺在縣郭中。”《湖北通志》:監利縣“周老嘴關西三里為華容縣故城。”日本江戶時代天臺學者忍鎧(1675-1747)《天臺智者大師別傳考證》:“監利縣,漢華容地,吳監利,宋玉沙……監利乃古華容地。”潘桂明(蘇州大學哲學系教授、蘇州大學宗教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智顗評傳》:“智顗,字德安,俗姓陳。陳氏祖籍潁川(今河南許昌)。永嘉南渡之際,為躲避北方戰亂,陳氏一家隨之南遷,寓居荊州華容(今湖北監利縣西北)”。至智者大師出生時,穎川陳氏人家已遷華容近200年。華容縣治古容城遺址在今湖北省監利縣周老嘴鎮天竺村。
碑記中的“天竺山北洲寺”,為漢光武帝年間(25-57)所建,原為“馬伏波祠”,祠祀馬援(《大清一統志》卷二百六十九)。“迨后西竺僧普慧杯渡江上,飛錫峰頭,爐無火而自焚,泉有寶而常聚,今鄉人猶嘖嘖以為美談。此天竺山北洲寺之所由名也。”由于西竺僧杯渡禪師的住錫,其祠改名為“北洲寺”,其地改名為“天竺山”。它是佛教自印度傳入監利乃至湖北荊州最早的記載,與鳩摩羅什大體同年代,比達摩祖師早約100年,迄今已沿襲1500余年。自此,一個本土儒家祭祀先賢場所變更成為佛教伽藍,實現了佛儒融合,也是佛教傳入中國與本土文化互鑒相容,促進發展的寶貴歷史例證。
尤其重要的是,天竺山北洲寺的建立及西竺神僧杯渡禪師的住錫,為少年時期的智者大師隨母到附近“伽藍”拜佛、“誦《普門品》”,提供了極為便利和法源正宗的佛教場所。現今天竺山北洲寺住持敦首法師說,“南北朝時期智者大師七歲時就是在這里跟著母親拜佛、誦《普門品》的。”
灌頂《隋天臺宗智者大師別傳》:“至年七歲,喜往伽藍”。蒙寺僧口授《普門品》,讀過一遍即能背誦。但傳中沒有說明是在哪所佛寺,乃至至今所有智者大師生平文獻,一概厥如。因此,天竺山北洲寺和杯渡禪師住錫的史料發現,價值極其珍貴,填補了天臺宗智者大師生平的這一空白。今天竺山北洲寺及附近的五顯廟等佛教場所,都奉有智顗像、智顗殿等。

杯渡何人?據《大藏經·梁高僧傳·卷十》記載:“杯渡禪師為南北朝劉宋時代來自天竺的佛教僧人,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來。”當初人不知他的姓名,但因他常以木杯放水中泛行渡海,故此稱其為“杯渡”。

據說杯渡是把佛教傳入地藏菩薩道場九華山的第一人。《乾志》四十二:“東晉隆安五年(401),佛教由天竺高僧杯渡禪師傳入九華山。”“九華化城寺,始于晉隆安之五年,初名九華。唐建中初,郡守張巖,表請敕賜今額,天竺杯渡禪師所筑也。”今香港青山亦有杯渡祠、杯渡像、杯渡牌坊等遺跡。

 同時,《北洲寺碑記》還記述了杯渡禪師運化神通的兩個重要情節:一是“爐無火而自焚,泉有寶而常聚”,其“百寶井”遺址猶存,為鄉人所傳誦(監利縣《周老嘴鎮志》)。二是“飛錫峰頭”。據說杯渡禪師游化四方,凡測度勝地的時候,常用“飛錫”神通,就是把袈裟包裹錫杖扔向空中,錫杖飛向之處便是游化之勝地。可見昔日的杯渡“飛錫”,有如今日的電子雷達,賦人以千里眼功能,探萬物于目前。杯渡禪師既然飛錫而來,天竺山北洲寺必是勝異之地。杯渡禪師如此神通廣大的西域神僧,是不會無緣無故地來住錫天竺山北洲寺的,一定是有大事因緣。有何大事因緣?恐怕至今世人不明。其實答案早已于1500年前伏筆在杯渡的傳記中。《大藏經·梁高僧傳·卷十(神異下)杯渡》:“至南州杯渡,期當騎蘭之日。爾日早出,至晚不還,陳氏明但見門扇上有青書六字云:‘福徑門,靈人降。’字勁可識。”徑,疾也。靈人,指大福大德的人,也指神仙。是說大福很快就要降臨這陳氏人家,出一個大福大德如神仙菩薩般的人物。

南州:泛指南方地區。《楚辭·遠游》:“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姜亮夫校注:“南州猶南土也,此當指楚以南之地言。”《晉書·羊祜傳》:“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是指羊祜官荊州剌史,荊州百姓在集市之日聞之羊祜的死訊,罷市痛哭,街巷悲聲相屬,連綿不斷。同是晉朝之時,杯渡游化南州,當是指荊州。荊州唯有華容縣治古容城天竺山是杯渡遺跡,其他地方并無行跡。至于所說陳氏名誰,最終出了什么樣的人,不得而知。但百年后之南州華容縣城,果然有人天景仰的高僧,一代靈人雄杰,人稱東方小釋迦,“八相成道”在陳氏人家降誕,法名智顗,俗名陳德安。正如《高僧傳》卷第九、十〈神異〉云:杯渡“或顯現神奇,遙記方兆”。西域神僧說懸記,百年之后得印證,一干五百年后終揭曉,這不能不說是中國佛教史上的黃鐘大呂。

而且,據杯渡傳記記載,杯渡禪師在來監利天竺山之前,還專程去過浙江天臺山。至于為何去天臺山,去天臺山干了什么均無記載。但天臺山是智者大師的成就之地,歸宿之所。天臺山定光禪師曾于數十年前,即智者大師尚未出家時,就夢境中予其懸記:“汝當居此,汝當終此”。杯渡禪師之詣天臺山,莫不也遙知智者大師的全部生命軌跡,從遙記降誕到興建伽藍,成就法緣,到中興天臺,歿于天臺,與之作個從始至終的前導與關懷。

此外,更為重要的是2018年5月,監利市周老嘴天竺山北洲寺出土石碑一塊,碑中銘文:“天竺山北洲寺古名容城北門古寺”。這一極具史料價值的實證,如活化石一般,為古容城確定了具體方位座標,說明今天竺山北洲寺在古華容縣城北門,古華容縣城在今天竺山的南面。為近年學界古華容城遺址之疑,章華臺所在之爭,厘清了歷史的本來面目,也為智者大師出生地提供了有力佐證。
二、智者大師先祖自穎川播遷荊州華容的歷史背景與文化承續

智者大師祖上陳家為穎川貴族,為什么沒有隨朝廷南遷當時京都南京,以至智者大師父親陳起祖文才武略時為東湘王、荊州刺史蕭繹的重要智囊,并助蕭繹在荊州立帝,功封持節使、散騎常侍、益陽開國候,也沒有官居后梁之都荊州,而是僻居容城呢,其中有深厚的歷史背景和久遠的文化承續。

漢末魏晉是中國歷史上士族門閥制度最為鼎盛的時期。東漢末年以來,地方上的世家大族對政治起著巨大的作用,士族名士成為士大夫的核心。潁川陳氏正是以漢末大名士身份起家成為當時的巨姓望族,世代傳襲,名重魏晉。漢末魏晉潁川陳氏家族成員陳寔、陳紀,陳群、陳泰、陳佐、陳坦、陳眕等十三人史實見載于《后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及《世說新語》等書。潁川陳氏可謂為當時的一流高門。所以智者大師別傳中云:“高宗茂績,盛傳于譜史”。

晉永嘉五年(311),晉王朝內部剛剛平定“八王之亂”,外又遭北方割據勢力漢趙劉聰遣石勒、王彌、劉曜等率軍攻晉,在平城(今河南鹿邑西南)殲滅十萬晉軍,又殺太尉王衍及諸王公。旋攻入京師洛陽,俘獲懷帝,殺王公士民三萬余人。是為永嘉之亂。
永嘉之亂后,晉朝統治集團南遷,定都建康(今南京)建立東晉,史稱衣冠南渡。衣冠,古代士以上戴冠,因用以指士以上的服裝。衣冠南渡,指大批縉紳﹑士大夫及庶民百姓隨之南遷。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人口南遷,遷徙人口達90萬。南遷的中下層民眾,大多集中安置在江南、福建一帶,如福建新設晉安郡,即是晉人集中安置之所。而少部分士大夫上層階級,他們本身則因政治而游走宦海、因經濟而求田問舍、因文化而縱意肆游、因出身而免除稅役,既游離于集中安置政策之外,又不被居住地官吏所轄,被稱之為“游宦”。智者大師祖上大概屬于此類,這是智者大師祖上遷居容城的原因之一。
此外,容城與穎川還有一個文化關連上的重要因素。何為容城?春秋戰國時期,許國(今河南許昌、晉時的穎川),遭到鄭國的侵略,請求楚國保護,得到了楚王的允許,后經過很多周折,終于在公元前576年在監利境內建立了容城國,成為楚王的附庸國。許國外稱許國,內稱容城國,是國中之國,所以稱之為容城(《監利縣志》1994年12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春秋左傳》:成公十五年(-576)“許靈公畏逼于鄭,請遷于楚。”《春秋?定公四年(-506)》:“許遷于容城。”

春秋戰國時期,楚國先后吞并諸候小國60多個,為什么不直接吞并許國還允許許國在自己境內存在呢?其實,楚國有楚國的劃算。楚國要掌控一個地近周天子所在地洛陽的流亡政權,以便日后以協助許國復國為借口,揮師北上,挾天子以令諸侯,以實現“問鼎中原”之夢。

此外,楚王為了標榜日后圖謀許國的正當性,還挖空心思找了一些不成文的理由:《左傳·昭公十二年 》(子革對靈王)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其大意是:公元前530年,楚靈王對右尹子革說:“從我的始祖的哥哥昆吾,就曾居住在原來的許國(地界)。今天的鄭國人貪心賴在他們的田地上,卻不(把土地)給我。我如果索要它們,他們會給我嗎?”可見許國在楚王心目中念茲在茲的重要性。

容城位于楚國腹地、古云夢澤畔,美麗富饒。《史記·貨殖列傳》:“江陵故郢都……東有云夢之饒”。《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夢澤“在南郡華容縣之東”。《國策·楚策》:“于是楚王游于云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云蜺,兕虎之嗥聲若雷霆”。且容城地尚有著名的楚王離宮章華臺。章華臺始建于魯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這座宮殿由于形制巨大,氣勢恢宏,富麗堂皇,是春秋時期楚國的曠世宏構、杰出建筑,享有“天下第一臺”的美譽。《左傳·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愿與諸侯落之。”杜預注:“臺在華容城內。”古有“章臺曉霽”為“容城八景”之一,早就載入明、清《監利縣志》。    楚國辟腹地容城地僑置許國,也是經過了反復斗爭直至最后才下定決心的。從許靈公請求遷于楚到“許遷于容城”先后經歷了70年,曾五次遷徙,顛沛流離于楚國邊地葉地、城父等地。楚國既要容留許國,又要充分利用許國人力物力戍邊拓疆,同時還要避免置許國于北疆,以防止鄭國攻打許國,許國不支而喪失楚國地盤。直至公元前506年,楚國勢微,尤其面臨吳軍入侵的強大壓力,權將許國安置腹地攘在懷中。

公元前506年“許遷于容城”(今湖北省監利縣周老嘴鎮)。另有說遷今河南魯山之容城,此說與楚國容置許國的戰略不符,因為河南魯山之容城距鄭國(今河南鄭州)不足90公里,直接面臨鄭國威脅之下,有引狼入室之慮。
公元前504年,鄭國乘吳楚之戰楚國新敗之際,派兵犯楚,許男斯在參與楚軍戍邊戰斗中被俘。許男斯被俘后,許國未亡,社稷尚存,仍都容城,并后隨楚國出兵伐蔡等,史有記載。至公元前372年前后,隨著楚國勢微許國滅亡。迄此許國在容城立國134年。
楚國僑置許國于美麗富饒的容城,顯示了許國于楚國戰略上的重要;與此同時,作為一個外來政權,弱小許國能在容城撫國民、安社稷100余年,擁有了一個不錯的休整時期,反映了容城人民接納外族,患難與共,可貴的包容精神和同體情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容城是許人于國難中最后的庇護所,安身立命之地。另一方面,許國南遷容城,既是北方士族與南方土著相融合的過程,也是中原文化與“南蠻”文明風云際會的過程,促進了容城地民風的開放與開化。所以“許遷容城”這段斑瀾歷史彪炳于史冊,有其甚深的文化價值,莫不給后世以啟迪,以教益。

《后漢書·列傳五十二》:“陳寔,字仲公弓,穎川許人也。”陳寔,即智者大師先祖。西晉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攻陷洛陽,懷帝被擄。昔日許國國土上,穎川貴族陳氏世家,也即智者大師的先祖們,再次面臨“永嘉之變”覆國之難,在隨朝廷遷都建康(今南京)顛沛流離之際,陳氏人家另辟蹊徑,毅然再度舉家遷居容城,即晉時的荊州華容縣城。想必他們對容城這個曾經的第二故國,至少在文化上、心理上會有某種的莫名的親近感、安全感的。而容城人民以所謂荊南“夷蠻”的質樸與真誠,浩淼云夢的博大與坦蕩,“地富魚稻”的美麗與富饒,再次張開雙臂接納了這個來自中原文化中心的穎川陳氏破落貴族。
經過近200年的薰染運化,容城地的南國之風,終于從穎川移民之后孕育出中國哲學史上一位偉大思想家、中國佛教史上一位人天景仰的高僧大德、有“東方釋迦”之稱的隋天臺宗祖師智者大師。智者大師的性格里浸潤了容城人民千百年來寶貴的“包容”特性;而且,他把這種“包容精神”發揮得更圓融、更極致,一如紀錄片《智者大師》中的解說詞所說:“這位天臺宗的開山祖師,他特有的圓融智慧,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寶貴財富,對人類社會產生著積極的影響”。

三、智者大師故里多說的乖違與辨析。

2013年05月,日本愛媛大學教授、哲學博士邢東風 ,在《中國佛學院網》發表《再論智者大師的出身地――關于“智者故里”之我見》一文稱:智顗“在中國及東亞的佛教史上產生過巨大影響,因而在有關天臺宗的研究中,他是最受注目的人物。無論在中國還是日本,都有許多研究智顗的論著,但是關于他的出身地究竟是在哪里,至今沒有說清,于是留下一樁懸案。近年來,在智顗的家鄉湖北荊州地區出現了所謂‘智者故里之爭’……給學術界的相關研究提出了挑戰。”

綜合媒體報導,與監利相爭智者大師故里的地方主要有三個:
(一)“今華容”(湖南省華容縣)說。依據是說古華容與今華容是一體,故智者大師湖南華容人。華容縣10多年前成立了“華容縣歷史文化研究會”,組織挖掘了很多文獻、墓葬、遺址等資料,發文主張今華容是古華容的承續,智者大師亦即今湖南省華容縣人。由于“梁(555-587)廢華容入監利”(《大清一統志》),而湘華容“隋開皇十八年(598年)改南安縣置”,(《太平寰宇記》卷113:“岳州華容縣,取古華容城以名之”)并非荊州之華容,古今華容早有甄別,故今華容說僅限湖南地域外,全國影響不大。

(二)“潛江”說。其唯一依據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在潛江龍灣挖出楚離宮遺址,有學者認定是楚章華臺遺址。古籍載 “章華臺在古華容城內” ,智者大師“荊州華容”人,故是今潛江人。潛江說由于“章華臺遺址”“在潛江縣西南”被載入《辭海》,被諸多網絡和出版物作引用依據,括注故智者大師“今湖北潛江西南人”。但潛江說遭學界諸多質疑。一是龍灣舊屬江陵縣,曾為江陵縣龍灣市,根本不是古華容縣城。龍灣是解放以后才劃入潛江縣的。南北朝時期,江陵與華容并存,如果智者出身在龍灣,當屬荊州江陵人了,明顯不符。二是龍灣遺址出土文物中,雖有大量春秋、戰國、秦、漢遺物,但沒有一件可以認定其為章華臺遺物。古代文獻有關楚王建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闕為石閣”的記述,說明修建章華臺使用了大量石料。石料是兩千五百年不會滅失的,但龍灣遺址未發現修建章華臺的重要建筑材料——石料,等等,因此章華臺在潛江龍灣一說沒有說服力,也無法令人信服。 

(三)“公安”說。主要文章有張覺明《智者大師出生地湖北省公安縣研究》、刑東風《再論智者大師的出身地――關于“智者故里”之我見》等。持公安說的主要有主要依據:(1)公安舊屬古華容南鄉;(2)公安茅穗村有“圣母墓”,傳說是智者大師母親墓。傳說智者大師十八歲出家那年,母親不舍,說兒子出家了誰來奉養母親?智者即“指茅為稻,化水為油”,用作母親奉養。至今有“茅穗村”、“油水口”地名為佐證。

其實,關于智者大師故里在公安,公安縣所持有的依據是經不起推敲的。現簡要辨析如下:
第一,公安與華容縣的關系。據清光緒《荊州府志·公安縣沿革考》:公安:漢代,為孱陵縣地。三國吳,《水經注》:“吳以華之南鄉為南郡。”“華容今監利地。其南鄉則當今公安縣地。”

《別傳》:“穎川人也。高宗茂績盛傳于譜史矣。暨晉世遷都。家隨南出寓居江漢。因止荊州之華容縣。”
智者為穎川貴族世家,隨晉朝遷都“寓居江漢”因止華容縣,當止于華容縣城,不會止于華容南鄉——公安的“茅穗村”;更不會像公安縣某文化館干部撰寫的《智者大師的故事》(2016年7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所說:智者大師先祖,因戰亂顛沛流離,來到公安茅穗村,只見沃野千里,稻浪滾滾,喜出望外,于是就地安家。這些與智者大師穎川世家出身不符。同時,智顗出生時,公安與華容并存,若與公安有關,《別傳》當載其“荊州公安人”。

第二,所謂“圣母墓”是傳說,無遺存、無文獻考據是智者母親墓。說智者當年十八歲出家,母親挽留,稱無人奉養,與史實不符。智者出家時,其父母于西魏破荊州時皆已喪命(見張風雷《智顗年表》)。那場戰事非常殘酷,據《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五載:西魏軍攻破江陵后,擒殺梁元帝,“盡俘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分賞三軍,驅歸長安,小弱者皆殺之。……而人馬踐及凍死者什二三。”智者父陳起祖為元帝“散騎常侍”,元帝生死關頭當隨其左右,兇多吉少可以想見;母親罹難其時,亦在情理中。即使其父母在世,因起祖公是梁元帝立帝功臣,功封“使持節、散騎常侍、益陽開國候”,封建官僚之家,是不乏供養的。
再說智者尚未出家,何來神通“指茅為稻,化水為油”?即使后來法華證悟,佛隴降魔,智者也是“湛然空寂”,內證于心,何時外求過“神變”“神通”?如果說有“圣母墓”,那“圣父”何在?如果說父不在,撇下孤苦無依老母于不顧,自己出家去,那豈不是給智者蒙上“不孝之子”的不白之冤?唐慧能大師出家時也是有老母奉養在身,但大師是蒙人(有說菩薩)贈得十兩銀子把老母安置妥當后才得以出家的。出家是為了求法度眾生,倘若棄養己母于不顧,何以悲心度法界眾生?
第三,說公安“油江口”是智者遺跡,與史實不符。據《荊州府志·公安沿革考》《江表傳》:“備(指劉備)立營于油江口,改名為公安。”說明早在智者出生前300多年就有“油江口”地名了,遑論智者遺跡。

第四,智者傳記注釋里的相關記載,最早見于北宋天臺宗僧人曇照的《智者大師別傳注》。曇照的注釋引用《荊州碑》的記載,稱智者出家之前曾為母親指茅化為稻、指水化為油的傳說,然后參照當時“游荊州者”的說法,認為“昔華容縣,今為公安縣,有油河里茅穗村,俗人呼之。”繼曇照之后,南宋天臺宗僧人志磐亦持此說。

曇照寫《別傳注》是在宋宣和(1119-1125)年初,已是智者大師身后500余年,其知識廣博,法義淵深自不待言;但一些重要史料失之揀別為學界所共識。其“稻、油說”引荊州碑,荊州碑依據何處不得而知,且荊州碑早佚無從考究,尤其曇照以“游荊州者”之說為佐證,不免有些滑稽;甚至把當時的公安與湘華容自相混淆,難圓其說。日本天臺學者忍鎧早在17世紀其所撰《天臺智者大師別傳考證》中說:“照注輯謬不少,文據失考。”
因此,凡上述論據以佐智者故里在公安是站不住腳的。

四、智者大師桑梓資料厥如與故里失考的主要成因

(一)豪門貴族,播遷華容未逮華容。灌頂《別傳》云:“暨晉世遷都,家隨南出,寓居江漢,因止荊州之華容縣。”“寓居”,即指寄居他鄉的官僚貴族。“止”,停留。無論寄居還是停留,智者大師先祖陳氏穎川世家遷居華容,都是為避戰亂的權宜之舉,并非以落籍為目的,總想有重返穎川之時。加之晉時政權多由官僚地主階層所維持,即使失勢官僚貴族都享有很多特權,一是免除稅役;二是游離于集中安置政策之外;三是不被居住地官吏所轄,被稱之為“游宦”。陳氏世家雖徙至華容,并沒隸屬于華容;華容地方行政機構根本管不到他們,甚至還不作人口統計,圖減輕稅賦。陳氏世家之所以寓居華容,本以為權謀之計,冀晉室復興,盼重返穎川之日。誰知戰亂頻仍,國亡家破,一滯200余年。因此,智者大師父輩及先祖們奔波于朝廷,涉跡于宦海的行跡,地方文獻都載之甚少。

無獨有偶,筆者2016年受聘編纂監利《任氏族譜》,發現任姓監利落籍始祖任廷德,本山西潞城(今山西長治市)富家子弟,26歲時因不滿元末暴政酷吏,帶了家丁以做糧食生意為名,來到蕪湖投身農民革命浪潮。適遇朱元璋、陳友亮對陣鄱陽湖,他將自己做生意的大量糧食,全部捐獻給了弱勢的朱元璋。朱元璋大喜,以侄女尚之,敕封他為駙馬都尉。此役朱元璋反敗為勝,一戰定乾坤。洪武末年,任廷德舉家返籍,途經監利“尋訪章華(臺)勝景”,突患“卸甲風”,后逝于監利縣城,御葬于縣城文廟(今為監利縣第一初級中學)之側。其子任重砥,為明建文帝護駕將軍,時燕王朱棣起兵廢建文篡位自立,是為永樂皇帝。永樂帝下詔正在監利服喪的任重砥返京歸順,任重砥以不事叛逆拒從,于永樂元年六月十八日已時在南京被永樂帝所弒,歸葬監利縣城東門外。這些有涉國史的佚事家譜有載,而官方文獻如地方志等均無只字可揀。

由此可見,智者大師及其父兄先祖行狀,由于客籍故,未見諸地方文獻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見于官方文獻的寶藏往往蘊藏在民間,這正是我們今天發掘、考辨智者大師故里文化的意義所在。

(二)章安灌頂,尋訪智者故里,“皆不能識,克心自責”。《隋天臺智者大師別傳》:“灌頂多幸……以開皇二十一年(601)遇見柳顧言,賜訪俗家桑梓,入道因緣,皆不能識,克心自責,微知惺悔。”這是一段極為珍貴的記載,說明灌頂在撰寫《別傳》之前,還特地來智者大師故里采訪過,而最終《別傳》所記智者大師“俗家桑梓”幾近無,“入道因緣”也過略,是由于灌頂雖有采訪成行而無求問結果。其中透露了三個信息:
第一,灌頂到智者大師故里采訪是受到了限制的。何以見得?文中“賜”字可見。僧人本在五行外,云游山水間,為何灌頂來智者大師故里還須呈請批準?而適遇柳顧言才有這個機會。柳顧言,名,字顧言,河東(山西永濟)人。官開府儀同三司,領太子洗馬,遷秘書監。柳本系僧人,法名正善,誠敬智者,“因聞法要,深有省發。”晉王楊廣禮請智者大師,每每都交由枊顧言去承辦。由于這層關系才有灌頂獲“賜”。

灌頂作為智者首要弟子,采訪智者大師故里,為什么要受到限制呢,這應該與楊廣和智者大師的關系有關。其表面上智者大師是楊廣受菩薩戒的阿阇黎,楊廣是智者大師獲賜尊號的人王;但實質楊廣始終把智者大師視為陳朝統治階層的維護者,對大師實施了長時間較為嚴格的控制。鑒于智者大師在民間在社會崇高的威望,楊廣不得不管而不死,放而不松。589年,晉王楊廣率50余萬軍隊一舉滅陳。智者大師又一次遭受亡國之痛,即行離開陳地,“金陵既敗,策杖荊湘,路次彭城,”“往憩匡山”(今江西廬山)。其時隋雖滅陳,陳人未服,江南李陵等聚眾作叛,廬山潯陽也有陳將執火起事。開皇十一年(591),晉王楊廣“聞風延屈”,以受菩薩戒為由,“致書累請,遺使招引”,宣令智者大師到楊州。智者大師“三辭不免”,后與楊廣立下來去自由的“四愿”條約,才“束缽赴期”。

開皇十二年(592),在為晉王楊廣授戒之后,智者大師即“匆遽而去”,回到荊州,開法場,答地恩。而“渚宮(荊州)道俗,延頸候望,扶老攜幼,相趨戒場”,聽法者五千余人。由于聚眾人數之多,規模之大,再次引起行政當局和晉王楊廣警覺。楊廣以注解經疏為由,派柳顧言奔赴荊州,禮請智者大師回楊州。智者大師“頻辭不免”,回到楊州,為晉王楊廣撰《凈名經疏》二十八卷,“王躬受持”。

鑒上可知,楊廣對智者大師的控制是出于維護自己政治利益考慮,是自始至終的。灌頂采訪智者大師故里,時間在智者大師滅度后三年楊廣登基前三年。一者智者影響還在,二者楊廣為登大位,尤當謹慎。因此對后智者代表人物灌頂動向尤其去敏感地方有所控制,是合乎情理的。至于灌頂受到何種程度的限制,不得而知。從其結果來看,似乎灌頂根本沒到過荊州舊華容故地,或只到過舊荊州當陽玉泉寺(其時到過當陽玉泉寺有記載),玉泉寺及其周圍的人對智者大師出生的地情環境、受業經歷等,當然“皆不能識”了。

第二,由于智者大師18歲出家,加之父母早年雙亡,兄陳鍼從軍在外多年均未回籍,故里雖有生于斯養于斯的鄉土之情,但家中卻親友不再,血脈斷根,以至智者大師出家前去硤州(今宜昌)“依乎舅氏”。這樣,即使當時灌頂來到智者故里昔華容時監利,恐怕也“皆不能識”智者何人了。

第三,就文中“克心自責,微知惺悔”來看,說明灌頂對采訪智者俗家桑梓,求問無果,慚對先師,深深自咎,刻骨銘心。客觀上灌頂獲“賜”機會難得已得,而主觀沒能把握好時機,知難而進,深入實地,獲得應當可以獲得的結果。或因物是人非,舊華容縣早已并入監利,新華容事不相干,未能深入實際,深入民間,訪無所訪,所問“皆不能識”;或因安排不周,貽誤時機,終成空悔等。灌頂無奈,故“仍問遠祖于故老,即尋受業于先達”(《別傳》)。

(三)四篇傳記宏文佚失其三,缺少互證終成憾。渚宮(荊州)法論、會稽(淅江紹興)智果、國清灌頂(561-632)、龍田(陜西長安終南山)法琳四位弟子為大師作傳,備載大師生平事跡、化道因緣、景行盛德 ,可惜其他三本傳記在流傳過程中早已亡佚,后世唯有灌頂所撰《隋天臺智者大師別傳》廣行于世。

結語:“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總之,“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漢邊讓《章華賦》)的荊楚南國——湖北省監利縣,當年西域與東土人文信仰在這里互鑒相融,中原文明與南蠻文明在這里風云際會,因緣和合,降誕了一位偉大高僧;一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時代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智者大師生平史料的發現發掘,對研究佛教中國化和加強中國特色佛教自身建設,助力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價值和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主要參考資料:
1、清同治《監利縣志》(長江出版社2016年7月影印版)
2、《大清一統志》(電子版)
3、《湖廣通志》(電子版)
4、《荊州府志》(電子版)
5、潘新藻《湖北省建制沿革》(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第一版)
6、《資治通鑒》(改革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
7、隋灌頂《隋天臺智者大師別傳》
8、宋曇照《智者大師別傳注》
9、可潛《天臺智者大師行跡資料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
10、刑東風《再論智者大師的出身地――關于“智者故里”之我見》(中國佛學院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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